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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阶层的困境与出路-【新闻】龙牙草

发布时间:2021-04-20 13:19:53 阅读: 来源:汗布厂家

农民工阶层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为2003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一个痛苦的社会过程,农民工有农村的拖累,有进城的高门槛,整体处于困境之中。我们的社会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通过立法,加强政府行政管理,包括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把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引向健康的社会体系之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农业部最新统计表明,到目前为止,已有近1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10余年的时间内,城镇已接纳了大约1.3亿农村人口。农民向城市流动,从空间上看,是跨空间的居住地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移民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然而,衣民工在向城市移民的进程中,却充满了艰辛。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1.3亿农民工的境况和出路受到全社会的强烈关注。 一、农民工阶层的困境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工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他们在就业机会、劳动安全、工资收入、教育、医疗、保险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距,基本上谈不上保障。目前,农民工阶层至少受到八大问题的困扰:暂住证、劳动合同、五金、加班不加薪、欠薪、生命安全、黑职介、黑学校等。在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如何使市场经济“竞争”的法则在农民工阶层与城市居民之间公平地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和发展,聚焦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收入差距矛盾、社会全面发展的矛盾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矛盾。农民工在从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具体讲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离乡程序多、费用高,进城就业门槛过高。农民工外出前须在当地乡镇办《身份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婚育证明》、《现实表现证》等,办证要缴纳一笔费用。此外,每月还要缴纳4元的跟踪管理费等。农民工输出地一些部门竟把办证当成了一个财源。 民工进城先要办《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职业资格证》等******各样的证件,有的打工者身上有14个证之多,一个证要几十元,一年一个农民工为办证就得交几百元,这些还不含城市增容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费用。据了解,深圳市一年仅为民工办证,就从民工身上拿走10亿元;武汉市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年就可以从民工的收费中,分到100万元左右。 农民工输入各地普遍制造“就业壁垒”,提高准入门槛,并把它作为调控、限制农民工需求的杠杆。有些城市明文禁止一些岗位、时段不准雇佣农民工。如广东省要求招收高中文化水平的民工占招聘要求的46%,招收初中文化水平的也占总需求的30%以上。另外,企业为讲求效益,多数强调要招收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 (二)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条件苦、工资待遇低。农民工在城镇就业难,而就业后的农民工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少用工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有的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连在一起;有的用工单位让民工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采取轮换辞退的办法,使他们在尚未发病时被打发走,以逃避责任。有的民工一家挤在一间租住的民房,吃住全在里面;有的10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地铺;有的民工一天三顿只能吃馒头就咸菜、喝自来水。 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每天一般都在10—14个小时,有的高达18个小时,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长期接近或超过生理极限的劳作,使农民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据去年省劳动和保障厅的有关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的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者仅占3成,其余7成都超过8小时,10至12小时者3成多,12至14小时者4成多,每月没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时,他们加班并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费,因为一些经营者把加班当成了盘剥农民工的又一手段。 (三)工资经常被拖欠,******合法权益难保障。一些老板和工头雇农民工干活,到时候却找种种借口不发或克扣、少发工资。许多地方出现了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而无法回家过年甚至跳楼自杀的事件。不少黑心老板为了不付钱或少付钱,雇农民工干活,试用期一到就找借口辞退,使农民工的工作很不稳定。欠薪总在困扰着民工,尤其是到了年关,欠薪就像无法根除的疾病一样爆发。 劳动合同是对务工者的基本权益进行保障的一个好办法,可是绝大多数用工单位没有按《劳动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从事危险行业(如建筑、采矿等)的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劳动安全时常危及生命。广东省卫生厅的调查表明,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对职业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有的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说明,只用代号来代替。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外来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甚至中毒身亡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竟然把中毒当作感冒、头痛、贫血等病来******。 “五金”本是为了保障打工者的基本权益,可是现实却往往是资方不愿意办理,打工者同样也不愿意办理。几乎所有用工单位,没有为在城市献出青春的农民工提供医疗、事故、失业、养老等保险。城市有些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民工持有偏见,不是热情服务,而是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管住,动不动就检查、罚款、训斥、进行体罚劳动。农民工上街必须五证俱全,少一证就有可能被罚款,甚至被遣返。受到黑恶势力的欺压,不少民工还在疾呼,他们在出去找工和返乡的路上,乘坐的汽车常被路边饭店或其他路霸挟持消费,在城市农民工受敲诈、抢劫、欺骗、挨打事件也时有发生。 随着子女跟父母进城打工的情况增多,他们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民工子女没有流入地户口,无法享受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又无法满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无奈之中他们只好选择无证黑校读书。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公立学校以校容有限为名不愿接收他们,有的虽表示愿意接收,但以高额的赞助费将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应运而生的民工学校,安全隐患大,卫生条件差,教育教学质量低,有的甚至趁机行骗等问题。 (四)城市难立足,家里后顾之忧多。随着农民工的年龄有下降的趋势,有很大一部分初中毕业后就进城谋生,他们绝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而各地职业技能培训又跟不上,他们就只好在外干着脏、险、苦、累、重的活,缺乏竞争力,收入也较低。 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在家乡多是老小病弱者。子女们的学习得不到父母们的有效监督和辅导,老人生病得不到子女应有的照料。外出农民工的承包地流转困难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外出打工者的承包地除由亲戚代种外,往往转包困难,无人愿种,致使承包户每年每人要交一定金额的代耕费,有的索性一溜了之,多年不回村里,给基层税费征收带来困难。 (五)城乡政策不对接,农民工处于夹缝中。目前,国家对8000多万人的青壮年劳务大军还没有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服务机构。有的城市虽然设立了“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但主要职能是如何管理和限制他们,而对他们的权益保护、服务工作却很少过问。 多数地方农民外出打工,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只有靠亲戚、朋友、同学、老乡这条渠道。而劳动部门由于劳务输出服务网络很不健全,与外界劳务市场联系极少,得不到多少用工信息,即使获得一点,也难以进乡、入村、到户,导致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只好盲目外出,到城里现找。便民措施并未便民。如办理外出劳务人员身份证时间太长(3个月)。有的对超过16周岁未办《身份证》的青年进行罚款。有的基层派出所办理“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时每证收费70元,而按规定每证只能收2元。 计划生育服务工作不尽“民”意。对外出打工的育龄妇女,有些地方强行要求返乡妇检;有些地方虽在输入地设立妇检流动站,规定限时妇检,但若错过时间,就必须返乡妇检;有些地方组织人员前往输入地妇检普遍收费过高,多则150元,少则50元,一年四次,民工们意见较大;有的乡镇对育龄妇女收取高额押金;有的乡镇在办理《婚育证明》时收费较高,有的达35元。 上述存在的诸多“农民工”问题,暴露了我们国家、城市和家乡政府在农民工的政策、服务上都已显得滞后陈旧,给予“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关爱和公平欠缺太多。 二、农民工阶层的出路探析 200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不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护民工权益的新政策,特别是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向。但管理体制的转变,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文件,明确了政策导向,就自然解决了,而是涉及诸多实质问题的解决。 (一)制定颁布《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呼之欲出,政府应尽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机制,使进城务工人员能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贡献;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所有不合理限制;支持和鼓励外出农民工自愿、有偿转让承包地使用权,不得向外出务工的农民在规定承担的有关税费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明确用人单位必须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并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威慑力,不让违法者得到任何便宜。各级劳动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的检查监督,尽快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监控网络;对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要责令限期补发;对于有钱不发、故意拖欠者,须依法严惩。 在逐步健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须尽快制定配套而公平的农民工就业政策。将解决民工群体的困难纳入政府日常的工作规划,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另外还要建立信用制度,完善劳动合同,规范劳务市场。 (二)彻底改革二元户籍分割现状,还农民工完全国民待遇。 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户籍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待遇。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取消二元户籍为一元户籍,真正还农民工国民待遇。首先是还农民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其次是还农民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社会权利。我国的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居民权利一致、地位平等、身份同一的平等化过程。现在是大量农民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他们成为流入地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不少产业的主力,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却不被作为当地城市社会的一员,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他们为企业、地方财政税收做出了贡献,但不给他们提供就业、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甚至进行损害他们权利的防范式管理的种种费用,还来源于对农民工的多重收费。要按照公平对待原则,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卫生防病、法律服务或治安管理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这势必要求城市公共服务和财力资源分配结构的调整。只有进行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体现、融合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民众利益的管理。 (三)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取消******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 对农民工的管理,随意利用行政权力,限制就业自由,加收费用,强制遣送,以及对被拖欠工资或受其他伤害的农民工求助置之不理,实质是对农民工人格与权利的不尊重,隐含着与百姓的管制与被管制的不平等关系和某种官贵民贱意识,是公仆与主人(纳税人)、“民主”与“主民”的颠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和依法行政的落实,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扭曲的官民关系正在发生良性转变。从就业上看,在市场经济下,农民自主就业,企业自主用工,决策主体已由政府转变为劳动者个人和企业。这样,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人员仅是为劳动者、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管理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服务),这是官民关系和管理性质的重大转变。在整个社会领域,农民工和城镇市民一样,是发展经济建设新生活的社会的主人,是直接、间接的纳税人和国家公民,政府管理人员与他们的关系,是拿纳税民众工薪的公务人员服务于民众的关系。对外来人口由管制到服务,是官民关系和管理性质的重大转变。既使依法进行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管理,也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维护百姓公共利益,不是管理者变为百姓的主宰。不能摆正政府公务人员与民众的关系,就谈不上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下进行正确、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调整政府管理者与民众、企业的关系,从“主民”式的管理转向依靠群众的民主管理和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要坚决取消对农民工征收的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不合理收费,减轻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 (四)建立和培育一元化劳动力市场,还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资格和地位。 政府应加大制度改革的力度,尤其是要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居民户口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不平等,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里人同样的居民地位,不再是城市里面的“二等公民”,这是打破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相互隔绝的前提。因为居民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政策和体制性歧视,在差别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由于其不具备城市居民的户口而被整体地排斥在城巾首属劳动力市场之外,无法具备与城里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和地位,仅能委身于次属劳动力市场,进而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策体制性歧视,被排除在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教育保险等一系列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之外。政策体制性歧视又必然引发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歧视,这种歧视又反过来激化了农民工对城市小市民的不满乃至矛盾。这种状态下,农民工虽身在城市,实质上他们与城市的市民的距离反而更远。对有些地区农民工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工的社交活动圈子仍限于与自己有共同地位、共同文化习惯的老乡、工友范围之内。他们与城市和市民在整体上是隔阂的。这归根结底是他们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二等劳动力”地位造成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 因此,当务之急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完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结构,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劳动力地位和资格,进而消除政策体制性歧视,给农民工全方位国民待遇。 (五)提高城乡政策的统一性,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优。 在农村,调整土地经营政策,解除农民对土地经营的后顾之忧。可以明确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规定农民外出务工一定时间(比如1年)以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其应承担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可以资代劳。并且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农忙互助组,使农民工在不回家帮农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其家乡土地的收成,因为这是农民工最低的生存保障,使其解除其后顾之忧,在城市安心工作。 在城市,要优化现有教育资源,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尽量实现农民工子女在入托、入学方面与本城镇学区内居民子女平等待遇。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发新的教育资源,这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一条有潜力的道路,但在实施中,政府有关部门应认真负责,规范管理,把好质量关,使其良性、健康发展。 (六)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系统,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身在城市,户口在农村,这种人籍分离的局面,使其输出地政府部门鞭长莫及。而农民工也因脱离其管理主体而缺少归属感,唯一能够代替原有管理主体以重新使农民工获得归属感的就只有他们现居住的城市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区不应该排斥区内农民工,而应该把他们吸纳到社区生活和管理中来,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与城市社区居民同等的地位和待遇,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同时也对他们进行规范和管理。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和管理中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他们的贡献。 善待农民工,给农民工一个公平的工作、生活环境。首先是城市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善待农民工。在依法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进行必要管理的同时,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程序、管理办法和管理机制,从制度上、法律上着手,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坚决清除限制歧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合理政策、规定。对歧视、虐待农民工的雇主、用工单位依法严肃查处。因企业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企业须支付给农民工补贴,用工单位不得向农民工收取抵押金、保证金等不合理费用,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件。要加大对城市管理人员的教育、规范和监督,使他们既履行管理职能又善待农民工,要坚决预防、制止和惩处个别刁难、侮辱甚至伤害农民工的部门和个人。 其次市民应重视和理解农民工,以温情善待农民工。城市农民工大多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同城市下岗职工相比,农民工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也明显较高。至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现象,如随地吐痰以及其它言行举止方面的不文明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以及城乡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造成的。作为城里人应当克服潜意识中瞧不起农民的思想,城里人、农民工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更何况城里人上溯三代其实也是农村人。从现实看,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城市居民不愿干,但又是城市建设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苦、脏、累的工作,如修路、建筑、掏厕、上下水维修等。总之,只有重视和善待农民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才能和睦共处,城市社会生活才能健康稳定。 (七)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工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他们在就业机会、劳动安全、工资收入、教育、医疗、保险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就有较大的差别,甚至根本谈不上保障。 既然城市需要农民工,政府就应该考虑在城市组织一些低薪的“公共劳动”项目,如一些基础性的市政维护项目或城市保洁之类,在农民工失业,生活无着落时,他们可通过参加这种“公共劳动”来维持其在城市生存的基本需要,以此作为一个“过渡”,等待着找到下一个工作。这样就给农民工的生活安上了一个“安全阀”和“稳定器”。对于政府来讲,既然是“最低生活保障”,那么支付给参加“公共劳动”人员的工资当然可以很低,只要能保证干活的人有饭吃就可以了。这样的投入有着很高的边际效益,可以说是花了小钱办了大事,又解决了农民工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除此之外,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私人雇主的监管力度,促使其依法、足额给其雇用的农民工交纳各类社会保障金,全面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策与发展研究中心 郭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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