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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幕后决策者另有其人

发布时间:2020-02-26 15:15:14 阅读: 来源:汗布厂家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幕后决策者另有其人!

皇姑屯事件前,田中义一就多次授意甚至半公开地扬言:鉴于张作霖的不合作态度,应该将其消灭(干掉)。河本大作秉承其意,在军方高层支持下,策划并制造了该事件。但因张学良的机智、从容、果敢应对,事件不仅未能达到日本的目的,且因真相的败露,日本的阴谋昭然若揭,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此,田中遭天皇面斥,但天皇面斥之内容,多为责备其丢了日本的颜面。恰恰相反,并未斥责其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图谋。田中为此愧恨辞职,未几,抑郁而终。此事亦证明,自天皇到河本,对皇姑屯事件的理念、价值观和日本扩大侵华的意图,是高度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依然循此模式,故伎重演。但设计、实施的更加周密、阴险。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易帜,日本直接控制并侵占东北的阴谋失败,河本大作退出现役。临退前,他提议由板垣征四郎接任其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其意即是希图板垣继承他与田中义一的未遂之志,在中国东北“大干一番”。关东军及军部、参谋本部迅即采纳了河本之建议,任命板垣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果然不负其望,与石原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策划及实施者与关东军、日本政府及军部、参谋本部、乃至天皇和相关皇族成员均是紧致协调,密切配合,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板垣和石原在事变前就曾信心满满地表示:将凭借其(即柳条湖爆炸事件)后出现的有利局面,推动关东军行动,并促使军部、参谋本部及内阁的态度明朗化,得到充分的确认和推进。同时二人又留有余地地表示:如果事情搞砸了,就准备效法河本大作,以个人接受处罚来为关东军开脱。(参见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一书,中国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8年翻译、印行。)

后在东京审判中,板垣交代:九一八当晚正是自己在柳条湖爆炸事件后,下达了由岛本中佐指挥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增援石虎台中队攻击北大营、并由平田大佐指挥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的命令。但他强调,他的命令“完全合乎于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而被批准”。所以,“自己仅仅是同意了部队指挥官(即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参见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一书)嚣狂一时的板垣,在正义的大审判面前,终于露出了竭力推卸罪责的孬种本相。但这正好证明了板垣是在关东军最高层的默许、赞许、同意和支持下行动的。关东军最高层敢于如此,当然得到了参谋本部、内阁及军部,乃至天皇和皇族相关人员的默许、赞同。否则,也不可能有后来的那么紧锣密鼓、协调一致的默契、跟进、配合与支持。

花谷正在其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直接挑明了地说,板垣在九一八当晚,是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对岛本、平田下达的命令。而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仅没有任何异议,而且予以确认。九一八当晚11时许,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参谋便急匆匆赶到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官邸,在三宅光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仅仅3小时后,19日凌晨2时,本庄繁就下令出动关东军主力增援奉天方面。19日上午11时许,本庄繁已率关东军司令部和步兵第30联队从旅顺前移至沈阳。足见,关东军最高层为板垣、石原行动的直接支持者、鼓励者。而若无参谋本部、军部乃至更高层的许可甚至指使,关东军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动的。说穿了,这一事变本来就是通过无耻行径为日本谋图权益的事。既然是为日本谋图权益,日本的领导层怎么可能不知晓,不支持,甚或还不同意?

之所以必须指明乃至强调事变的真正主导者、主使者、指挥者是日本的统治层,板垣、石原等人仅是其马前走卒——如此认定,决无减轻板垣、石原等人罪恶之意,乃是为了明确当时的日本领导者、统治者才是一手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真凶、元凶。试想,以板垣的身份,指挥关东军尚无可能,又怎么可能致整个日本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打个精确的比方:在九一八事变中,板垣、石原等固然是首犯,但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才是主犯。因为板垣、石原等相对独立的阴谋策划,迄今仍有人竭力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领导层开脱罪责,甚至为关东军开脱罪责,强调九一八事变的密谋性、独立性,将罪责局限于板垣、石原等人。似乎区区微不足道的板垣、石原二凶,就真正具有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能耐。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与逻辑亦不合。若果真如此,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军队指挥、领导体制就成了匪夷所思的体制——中下层军官就可以调动并指挥军队乃至整个国家。这岂非天大的笑话!

若当时的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及其相关皇族成员真不愿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之恶行,完全可以并有能力、权力断然加以制止。但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却是:他们愿意!岂止愿意,完全乐意!之所以采用前述所概括的此种模式滋衅肇事,那是因为日本领导层、统治层深知——甚至包括滋衅肇事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亦知——这完全是侵略,是彻底的恶行!不仅违反一切国际法、国际准则,而且背弃中日间近代以来的所有条约、协议,尽管这些条约、协议本身就已经是不平等的。日本如此恶行,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挑战人类社会的准则底线。对此,当时的日本天皇及相关皇族成员、内阁及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领导层均心知肚明。由此,亦可见他们才是决策者、指挥者,负有挑起战端并扩大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责,乃至刑事罪责。这一点,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界、反法西斯国家亦完全明了。若不是日本裕仁天皇后来终于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出于稳定战后日本社会和扶植日本抗衡苏联的冷战考虑,美国在美军进占日本全境后,本来就已准备彻底废除日本的天皇体制。后虽未废除,但在美国的强制推动下,日本被动地进行了战后改革,基本清除了其武士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因素,致使日本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日本许多人迄今羞于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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