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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实的宋襄公荒唐的仁义政治遇到红牌-【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06:38 阅读: 来源:汗布厂家

宋襄公,名兹父。前650年至前636年在位。他的父亲宋桓公曾追随救邢、封卫、伐楚等,父亲死后,宋襄公准备把国君地位让给自己的庶兄目夷,目夷不受,他遂上台执政。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一心接替齐宋襄公是齐桓公之后第一个公开创霸的人物,雄心很大,但由于战略和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由于个性素质上的缺陷,他终未能真正走上霸主地位。

树威不成,反倒失众

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齐世子昭逃奔宋国,宋襄公准备派兵护送昭回国为君,他向自己手下的大臣们说:“此举若遂,名动诸侯,便可倡率会盟,以绍桓公之伯业。”(第三十二回)他扶立了齐孝公昭为君后,自以为立下了绝大的功劳,便想号召诸侯,代替齐桓公为盟主,但又恐怕大国不支持他,于是先约了四个小国会盟,这些国家是滕(今山东滕县西南)、曹(今山东定陶一带)、邾(又名邹,占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今山东苍山西北),当时宋国占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之间的地盘,这四个国家都毗邻宋国的东方。

会盟期间,曹邾二君先到,滕君婴齐到后,宋襄公嫌其来迟,拘捕了他,君惧宋之威,也赶来赴会,已迟到了二天,宋襄公对部下人讲:“寡人甫倡盟好,小国,辄敢怠慢,后期二日,不重惩之,何以立威!”(第三十三回)于是让邾文公将君杀而烹,以祭睢水之神,滕君婴齐以重贿被释。会盟是在曹国的地盘上,曹国君臣见宋襄公如此对待诸侯,私下议论说:“宋躁而虐,事必无成”,于是不具地主之礼而辞归。宋襄公一怒之下,兴兵伐曹,宋军与曹相持三月,无功而返。宋襄公在小国中称霸的企图遂告失败。

宋襄公想继齐桓公的霸业,其志可谓不小,然而他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第一,没有考虑到具了霸主的资格,这是极为浅薄的认识。第二,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创霸的战略重点是要与南方的强楚相抗衡,从而没有想到为完成这一战略重点作长期的和艰苦的军事准备、外交准备。他一开始就去对付不起眼的弱小邻国,忽视了强楚的战略威胁,甚至在后来还想借重楚国的力量召集诸侯称霸,这是一种无知而天真的幻想。第三,他不知道创霸的要害在于对中原诸侯的人心的征服,而这种征服要靠在长期政治活动中广树恩德来实现。他在创霸的开始就肆虐邻邦,烹杀诸侯,这无异于缘木而求鱼。

宋襄公要创霸,也并非完全没有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开始,宋大夫公子荡提议杀掉君,以便使东方小国惧而服从,然后借这些东夷小国的力量征服诸侯,从而成就霸业。公子目夷反对公子荡的意见,他举例反驳说:“齐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继绝,岁有德施于天下。今君才一举盟会,而遂戮诸侯以媚妖神,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未见其服也。”但公子荡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意见,他对宋襄公说:“君之图伯与齐异,齐桓公制国二十余年,然后主盟,君能待乎?夫缓则用德,急则用威。”(第三十三回)宋襄公图霸心切,不愿像齐桓公那样做长期的准备,于是相信了公子荡的话,采纳了他的全部策略和主张。这是一次关键的抉择,宋襄公的这次抉择导致了以后政治行为中战略、策略和方针的一系列失误,在急忿心理的作用下,可谓一错百错。

志大才疏导致三大失误

宋襄公原想威服东夷小国,再借东夷小国而征讨诸侯,这一企图在一开始实行就告失败,反而促使鲁、齐等大国与楚国结盟君诚不惜卑词厚币,以求诸侯于楚,楚必许之。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此一时权宜之计也。(第三十三回)宋襄公深信此计,遂送重赂于楚成王,开始实施他图霸的第二个方案。

楚成王接受了厚赂后;先与宋襄公在齐国的鹿上举行了盟会诸侯前的预备会;齐孝公也参加了预备会。数月后,楚成王如约带领他的随从国在宋国的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与宋襄公会盟,宋襄公效仿齐桓公的“衣裳之会”,不带甲兵,会盟期间被楚成王暗中准备的武装力量所劫持拘捕,不仅未争到盟主,反而受到人身欺侮。至此,宋襄公在诸侯中威信丧尽,他的第二个图霸方案遂告破产。

宋襄公由于少智寡谋,在批准和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失误:第一,他没有看到霸主地位的取得实质上是大国间政治力量的较量,而只有政治较量的胜利者才会成为霸主,他认为用钱币重赂于楚,楚王就会在政治较量中弃权,拱手将霸主地位让与宋国,这是一种极幼稚的想法。公子目夷当初反对这一方案,问他说:“楚有诸侯,安肯与我?我求诸侯于楚,楚安肯为我之下?”这本是最实际的问题,但宋襄公一是图霸心切,急不择方,二是他对争霸抱着一种幼稚的看法,根本听不进目夷的意见。第二,鹿上预备会上,宋襄公得到了楚成王愿让诸侯于宋的口头许诺,便在盂地积极筹划“衣裳之会”,坚决拒绝随带兵车的建议,大臣目夷提醒他要预防楚国的武力欺诈,宋襄公回答:“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第三十三回)他看不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企图以自己的诚信来感化政治对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他既想自己占有霸主的地位,又希望他的政治对手不要前来争夺,这种想法也是荒唐而不实际的。第三,他缺乏从事政治斗争应具备的手段和策略。鹿上预备会上有宋襄公、楚成王和齐孝公靠齐孝公,借重齐孝公推举,楚成王必然无可奈何。但在排定盟君位次时,宋襄公并不谦让,不给齐孝公提供推举的机会,径自写了第一位。对第二个位次,齐孝公和楚成王互相推让;良久不决,宋襄公遂提议二君并列署名,口头上这样说着,但却把署名之牍先送给楚成王,齐孝公看到宋襄公实际上是重楚轻齐,心里老大不高兴,最后托言说,自己是靠宋国扶持而立的,对宋言听计从,不必再在简牍上署名。宋襄公自以为有恩于齐,视孝公的话为衷心之语,也就未让齐君署名。宋襄公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依靠齐国,借重齐国的力量去打击楚国,但他缺乏这类政治斗争的策略,反倒重楚轻齐,终于丧失了一个友好大国的支持。齐国后来未参加盂地会盟,致使宋襄公在盂地会盟上孤立无援,被囚受辱。

天真烂漫的仁义观念误己误国

春秋之世,传统的仁义观念失去了对社会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规范性,人们仅仅将其作为替自己的行为作辩护的工具,然而,宋襄公对仁义观念一直怀着笃诚的态度。他是宋桓公的嫡生世子,但上台之前他主动愿将国君地位让给庶兄目夷,这种“让国之美”一时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又如,齐桓公的儿子很多,为了保证身后世子昭的国君地位,他在葵丘之会上将此事托付给宋襄公,要他以后支持世子昭立国。齐桓公死后,昭惧乱投奔于宋,宋襄公对大臣们讲:“昔齐桓公曾以公子昭嘱托寡人,立为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第三十二回)为了遵守对于齐桓公的信用,他不惜两次出重兵护送昭回国继位。盂地会盟前,他坚决不带兵车,要信守与诸侯的诺言,他对部下解释说:“寡车百乘于三里之外。以备缓急何如?”宋襄公仍然不同意,他反对说:“子用兵车,与寡人用之何异?必不可!”(第三十三回)临行之际,宋襄公又怕目夷在国内暗中起兵接应,失了他的信义,坚持要带目夷同往赴会。这真是仁义到家、信用到家了。

盂地会盟,宋襄公受尽楚国欺辱,但他并没有真正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为了向楚报仇,他拒绝目夷的劝谏,率兵攻打积极追随楚国的郑国,与前来救郑的楚军对阵于泓水(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两岸。随军大将公孙固分析两军情况说:“吾之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建议以释郑为条件与楚讲和,不要硬拼。”宋襄公反对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坚持与楚军相约作战,并命人竖一面大旗,旗上大写“仁义”二字,公孙固暗暗叫苦。当时楚将全不把宋军放在眼里,他们并不按常规黎明前渡水布阵,一直等到天明才陆续渡水,公孙固急忙建议说:“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宋襄公指着大旗对公孙固说:“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楚军渡完后,楚将指挥布阵,旁若无人,公孙固又建议说:“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乱。”

宋襄公唾其面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第三十四回)公孙固又暗暗叫苦。楚军阵势列就,人强马壮,宋襄公率众杀入阵中,身上被伤数处,多亏众官死力相救得脱,宋军丧失十之八九,大败而归。

宋襄公不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的手段,也不懂得别人只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他虔诚地按仁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处处被动,数次受辱。事实上,政治斗争无仁义可言,宋襄公奉仁义行事,结果因仁施恩于人赢取部下忠心。

与笃诚的仁义信念相一致,宋襄公在非政治斗争的私人交往中也极有恩礼,他平时对待部下非常亲厚,极有恩德,因而,尽管他本人在才略、能力上有很大局限,但部下始终忠诚于他,从未离心。盂地会盟上宋襄公被楚劫持拘禁,楚国以他为要挟,要求宋国献城;大臣们定计奉公子目夷暂摄君位,借以杜绝楚的要求。

宋襄公被释后,听说目夷已即君位,遂想投奔卫国以避之,目夷急派人告诉他:“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固君之国,何为不入?”(第三十四回)并备驾迎襄公归国。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冲入楚阵,被楚军团团包围,身边的人平时受襄公厚恩,此时皆尽死力,许多将官以死报效。战前被唾骂指责的公孙固,此时杀入重围,将身负重伤的宋襄公扶于自己车上,以身遮掩,舍命救出。襄公平时对部下施仁结恩,赢得了部下的忠诚拥戴。

晋公子重耳由于国内的迫害,他四处飘荡,周游列国,许多国家都不接纳。宋襄公素闻重耳之贤,听说重耳远道来宋,在伤重不起的情况下,急忙命公孙固在远郊相迎,以国君之礼相待,第二天听说重耳要走,又命公孙固再三挽留,私下打听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重耳,了解到齐国曾向重耳纳妾赠马之事,当即表示:“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纳女吾不能,马则如数可也。”(第三十五回)以二十乘马相赠。重耳住了数日,馈问不绝。后来重耳一行坚持要走,宋襄公又赠送给他大量衣履粮资之类。重耳返国为君前在外流亡十九年,其中有四位国君对他友好亲善,一个是齐桓公,一个是楚成王,一个是,再一个就是宋襄公,前三位在春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政绩辉煌,作为很大,宋襄公在礼待贤士这点上不是说:“吾不听目夷之言,以及于此,汝嗣位,当以国委之。”其二是说:“楚,大仇也,世世勿与通好。”其三是说:“晋公子重耳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之,可以少安。”(第三十五回)他虽然没有深刻检讨出自己诚信仁义的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没有看到与楚的战略对立,但他已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也预察到了宋国在列国争霸中的劣势,设定了依靠晋国的长远战略。人之将死,其言也诚。我们至此已无法对宋襄公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宋襄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人,但他无疑是一位诚实可爱的人。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一位特别的人物,他笃信仁义,少智寡谋,志大才疏。他谋求霸业的宏图破产了,但他以自身事业的破产向人们告诉了仁义政治的荒唐,启示后来的政治家秣马厉兵,强国重武,钻研军事。宋襄公所追求的事业失败了,而他对后来者的启迪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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